【「亂世的人本來就不如太平時代的狗，我不過生錯了時代，並沒有走錯路。」——陳明忠

對於今天的台灣來說，陳明忠是異類，對於大陸來說，陳明忠是陌生人。然而這位老先生卻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什麼叫「無悔」。作為台灣「二二八」事件親歷者，前後兩次入獄共二十一年，台灣最後一位政治死刑犯，統派的旗幟性人物之一，陳明忠的人生經歷是坎坷的，但對於後來者，也是寶貴的。從他的經歷中，我們看到了那一代中國人的民族氣節，看到了那一代台灣人對回歸祖國的渴望。

為了留存這份寶貴的人生經歷，近期由三聯書店出版的陳明忠口述回憶錄《無悔》發行。4月16日，由三聯書店主辦的《暗夜行路：從"二二八"到今日台灣的政治生態》在北京舉行，邀請陳明忠、呂正惠、汪暉、高金素梅、藍博洲等兩岸學者，共同回憶這本書的成書過程，探討了關於二·二八、「台獨」、兩岸關係等話題。本文為陳明忠和呂正惠兩位台灣前輩對話整理，由三聯書店授權觀察者網發布，特此感謝。】

陳明忠先生在活動現場

後來我才知道自己隻是二等國民

呂正惠：大家好，剛才主持人說希望在陳先生的普通話很普通，希望我做一些翻譯。我想先解釋一下陳先生的普通話為什麼講成這個樣子，大家就會有一種同情和理解。他本來是講閩南話的，上學的時候上的是日本人的學校，是學日語的，所以他會講閩南話和日語。台灣光復後，他要學普通話、學國語的時候，就被抓去關了。監牢裡面有很多外省的人，全國各省的口音都有，所以他的普通話是在很奇怪的環境裡學出來的，聲調不準，咬字也不清楚，請大家理解。

陳明忠：我的祖先是跟鄭成功一起去台灣的，所以我的家鄉是在台南。光復以前我是學日本話的，讀日本學校。中學上的是高雄中學，那算是高雄縣最優秀的學校，一班50個人裡面台灣人隻有10個。很多都是城市的人，像我這種鄉下的人很少很少，所以我們班的導師說高雄中學最差的學生就是陳明忠。我小學時代以為自己是日本人，希望將來當日軍上將，騎白馬，威風凜凜的。但這個希望到了高雄中學完全顛覆了，為什麼？我被人欺負，動不動就挨打。他們說我態度不好，什麼地方不好我也搞不清楚，他想打你就打你。有一次，和日本人打架我打贏了，可是教室前面關門，後面關門，幹什麼？結果十幾個人圍起來打我一個人。最後講了一句話，你跟日本人打架可以，但不許打贏。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衝擊，我以為我是日本人，所以我想當日軍上將是這樣來的。跟日本人打架但是不能打贏，讓我開始慢慢了解到我原來不是日本人，我是二等國民。

在高雄中學的時候，我第一年考得不大好，我平時在家裡講閩南話，日本話是聽得懂，講不好。家裡有錢，我可以買日文雜誌，可以讀，也可以寫，講就很差勁了。可是第二年考得就比較好了。高雄中學的考試，筆試日語、化學、英語什麼的，滿分100分，但是體育，比如柔道、劍道這些東西不需要筆試的，滿分200分。如果筆試的話，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一定都是台灣人，但加上體育，台灣人就靠後了。當時在台灣各地，第一中學都是日本人的學校，第二中學是台灣人的學校，私立學校很少。在高雄，因為日本人沒有那麼多，沒有辦法成立第一中學、第二中學，就隻有一所高雄中學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按照筆試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都是台灣人，對日本人來說不好看。而且後來我慢慢才知道，原來考中學的時候用的都是小學校的題目。

呂正惠：小學校是日本人讀的，公學校是台灣人讀的，考試的題目來自小學校的課本。

陳明忠：這樣我慢慢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，是擁有幾千年光榮歷史的中國人，所以我把我們的祖國美化，我是偉大的中華民族一分子。日本投降了，我們很高興回到祖國懷抱了，結果人家沒有把我們當成同胞。光復的時候我還在部隊里當兵，16歲。當兵的時候經常挨打。說一件事情。戰爭期間，為訓練對抗美國坦克，在路邊挖了一些洞，人躲在那裡，坦克車來的時候，就用竹竿挑著炸藥包衝出去，刺向坦克車，然後臥倒。有一天我忽然想，隻有一個竹竿的距離，一爆炸我就死掉了，臥倒就多餘了。我用老實話講出來了，被打得一個禮拜爬不起來。我氣不過跑出去，被憲兵隊抓起來，本來應該軍法從事，但因為會對隊長有影響，所以隻把我關了起來。

後來日本投降了。有一次，我看到十字路口有一二十個人圍著一個人，那個人教大家唱當時的中國國歌（「三民主義，吾黨所宗……」），免費教國語。我說怎麼沒有聽過這個事情，問他們，他們說兩三年前就知道日本會輸，所以他們學習國語。所以我很慚愧，趕快學習。

兩年以後二·二八事件發生，二·二八最後一仗是在埔里，我在那邊當突擊隊隊長。學國語那些人，本來很歡迎國民黨，發生了二·二八事件以後，他們很反對國民黨。他們都是中學生，在那時候的台灣算是有文化的。又過了三年，白色恐怖時期，教國語學國語的那些人，二·二八事件打仗的那些人，一個一個被拉出去槍斃了。他們出去的時候大喊「中國共產黨萬歲」。我當時就想，你們走的路我一定要跟著走，我不會違背我自己的良心。

呂正惠：這是他的大舅子綁著出去被槍斃的時候。這是吳石。

陳明忠：他們死的時候是笑著死的，因為他們知道：現在我們死了，但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。他們是心甘情願死的，慷慨就義。

呂正惠：因為他們被槍斃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了。

陳明忠：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現在八十幾歲，我基本上沒有違背他們。我說跟著你們走，你們的血照亮的路我要跟著你走，我是一直這樣走過來的。

二·二八被「台獨」包攬為自己的功勞

陳明忠：「台獨」說他們是由二·二八來的，好像二·二八變成了他們的道德正當性了。參加二·二八事件那些人後來全部都參加共產黨了，在監獄裡連共產黨的小組長都槍斃了。我沒有承認自己是共產黨，所以第一次判了10年。我們一天24小時裡面有23小時45分鐘在房間裡面，沒什麼值得講，沒有事情做，我們就講二·二八事件的時候究竟死了多少人。算下來大概不到一千多人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這樣的。可是現在民進黨說幾千、幾萬人。我有一次到美國去演講的時候，說死了差不多一千多，好多人不滿意，他們說國民黨有機關槍。沒有錯，但機關槍射我們，我們不會躲嗎？他們說高雄人被殺了30萬，我說我是高雄人，高雄隻有15萬人，把高雄人統統殺光，然後到其他的地方再招15萬人來殺光嗎？所以他們後來問我是不是台灣人，我說我祖先跟鄭成功來的，早就是台灣人了。

土地改革的問題。我家裡是地主，所以對土地改革的問題比較了解。我為什麼走共產黨這條路？我在高雄中學時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以後，又找了一些書來看。當時我看了日本的《三代實錄》，書中收錄日本明治、大正、昭和時代的許多政治歷史事件，沒有特別立場，隻是報導。書中被捕的日本共產黨在法庭上的陳述讓我很震撼。有個醫生加入共產黨，被問到為什麼？他說，他家是大地主，她媽媽患了嚴重的氣喘病，他從小立誌做醫生救病人。一天來了一個年輕的女工，一看就知道染上了肺結核。他告訴女工，肺病是初期的，隻要多休息多吃有營養的食物，就會好。兩年後，女工又來看病，卻惡化為末期，沒救了。醫生罵她為什麼不聽話。女工哭著說，她爸爸早就過世，媽媽長期生病，家裡還有兩個幼小的弟弟，她隻能工作多久算多久，好讓弟弟長大，哪有時間休息！這位醫生說以他的經濟條件，就算可以救女工一家人，仍無法救全國同樣需要幫助的家庭，所以他加入共產黨。他講這些話時，整個法庭寂靜無聲。法官說，他能理解這樣的心情，但為什麼要參加共產黨呢？醫生反問，現在有哪一個政黨提出解決這種社會問題的綱領呢？因此他認為，參加共產黨是唯一的選擇。這對我影響很大。所以對土地改革不會反對，我很希望解放土地給農民。

有一次我回家，家裡的佃戶說：明忠你回來啦？那個口氣像對日本人的口氣一樣。我忽然想到他把我當成日本人一樣，因為那個時候台灣沒有工業，地主的土地不給農民種他就沒有辦法生活，就會餓死了。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，人家對我就很好，我都沒有懷疑不對，可是後來他跟我講話的那種口氣，肯定以為我是三隻腳。人有兩隻腳，日本人四隻腳，台灣人想當日本人，日本人不讓他當，所以是三隻腳。

呂正惠：為什麼日本人是四隻腳，其實是罵日本人是畜牲；台灣人是兩隻腳的；那些幫日本人辦事的是三隻腳，就是走狗的意思。

陳明忠：三隻腳對日本人的態度像奴才一樣，他們對台灣人不敬禮的，但對日本人敬禮，我很討厭他們。作為一個人一點尊嚴都沒有，這是很痛苦的，讓你跪下就得跪下。後來知道原來好多參加共產黨的都是這樣來的，參加二·二八的人後來都變成了共產黨，跟「台獨」一點關係都沒有。「台獨」什麼時候開始的？1960年左右，土地改革以後才有的，失去土地的那些人成了「台獨」。「台獨」大部分是台南一中、嘉義中學畢業的，因為這裡是台灣最大的農地區。所以，我開始了解到原來「台獨」和二·二八沒有關係。後來台灣經濟開始上來，先代理日本的商品，那些代理的人大多是以前的地主，和日本有關係的。說一句不客氣的話，二·二八我從頭到尾參加的，所以知道「台獨」和二·二八沒有關係，「台獨」跟土地改革有關係。

呂正惠：二·二八那些反抗的人加入了地下黨，後來都被槍斃了。那些跟日本人合作的地主，他們經濟復甦以後就開始賣日本的東西，跟日本合作，開始賺錢。因為他們的土地被國民黨用廉價的價格買去了，所以對國民黨比較懷恨。他們都是親日的，真正抗日的子弟下場都很差。

4月16日上午，陳明忠和來自台灣的統派人士拜謁了北京西山無名烈士紀念碑，這是大陸唯一紀念在台灣隱蔽戰線上犧牲的烈士的公共設施。圖為陳明忠獨自面對紀念碑

按照西方的路走我們一定會死掉，中國要走自己的路

呂正惠：陳先生出獄以後曾經用他的日文閱讀能力閱讀了日文的左派書籍，思考了中國的革命歷程，進行過很辛苦的寫作。我們要讀他的稿子，要改他的稿子，知道他的中文寫作比講話還麻煩，但他很辛苦地寫了一本《中國走向社會主義道路》。這本書當然並不成熟，因為他沒有直接在大陸住過，他隻能讀日本左派的書籍。他閱讀中文很慢，所以這本書不能說很成熟，可是裡面有一些想法是值得我們考慮的。

陳明忠：比如說「文化大革命」結束的時候我在台灣坐牢，看到「傷痕文學」，非常痛苦。被捕了我們知道一定會刑求，或者死，或者坐牢，但並不痛苦。可是「傷痕文學」讓我回想起來就痛苦，怎麼共產黨變成了這樣？我為了它都可以犧牲，它怎麼變成這樣？我非常痛苦。在台灣統派和左派是分開的，贊成統一的人不一定是贊成社會主義的，贊成社會主義的人又不一定贊成統一。對改革開放有不同的理解，好多人對統一不敢公開反對但是不熱心。

我講一個非常簡單的故事。毛主席說，有人告訴我鄧子恢犯的錯誤是小的，他背後有一個人是搖羽毛扇的，這個人叫杜潤生。毛主席說這個人我接觸過幾次，在土改的時候我覺得他的思想方式、他考慮問題的角度都不像你們所說的是那麼壞的一個人。我要跟他單獨談談。當時已經決定把他流放到海南，海南那時候也不是省，是一個行政區。結果毛主席和他談得很愉快。在這麼愉快的情況下，主席請他吃飯。談笑風生期間主席突然問起來了，說如果中國出現了爭論你站在哪一邊（是史達林一邊，還是布哈林一邊）？杜一下子就懵了，他想說實話，但是又不好說。他要考慮主席的反應。主席一下就笑了，說你不用說了，你肯定是站在布哈林那邊。布哈林有什麼錯？他要堅持工農加強商品交換，但是時間能等人嗎？史達林要重工業化，是為了保衛祖國，重工業化就要集體化，要集體化誰反對他就對誰搞肅反擴大化。但是他打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，這個東西能不考慮嗎？你怎麼選擇？所以很多東西必須把它還原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去看待。我們有很多東西是不乾淨的，甚至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的東西太多了。包括黨內鬥爭，包括AB團事件都是血淋淋的事情。

我最後的結論是我們中國人有自己的路，不能夠走外國的路，像奧林匹克。奧林匹克的比賽項目，比賽的規則都是白人決定的。我們沒有他們那麼強壯，比如劃艇，他們劃兩下，我們要劃三下，怎麼比賽，沒有辦法。要改變一下。我後來看到打桌球，西方人打長的，很好看，現在打短的，就站在台子旁邊，動作很快，中國人就能贏。打贏了，西方人不高興，他一定要把台子弄高。規則什麼都是人家定的，按照他們的路走我們一定會死掉，所以中國要走自己的路。中國有中國的路，我們要遵照國情，不要聽他們的。我參加共產黨的時候民主不是現在的民主，我對外國的普世價值很懷疑。我在台灣看到沒有錢就沒有辦法選舉。這是很糟糕的。我不相信外國的價值觀一定比我們的好，我相信遵照中國自己的國情才是對的。